2026年全国两会，人民大会堂的掌声很响，但代表委员们提的问题也很痛。
当“生物医药”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，与集成电路、航空航天并列成为“新兴支柱产业”，这个行业迎来了名分上的“升舱”。但掌声落定之后，一个更现实的拷问摆在桌面上：中国的创新药，为什么总是“叫好不叫座”？
两会期间，笔者梳理了数十份关于创新药的建议和提案，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是：代表委员们的议题设置，已经从过去的“要政策、要扶持”，转向了更务实的“清障碍、通淤堵”。用一句更直白的话来讲：怎么让创新药不仅“能造出来”，更能“卖得出去”“用得上”，并且“卖个好价钱”？
这其中，有三个“拦路虎”必须正视。
第一只“虎”：医院的“成本账”
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主任医师赵宏，带来了一线临床的困惑。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了那个创新药“进了医保却进不了医院”的现实。
创新药历经艰辛万苦进了医保，却在医院的大门口遭遇了“肠梗阻”。
为什么？账要算细了才明白。在药品零加成政策下，创新药往往是生物制品，进来要冷链储存，用前要基因检测，用后还要严密监测——这一套流程下来，医院不仅赚不到钱，反而要贴人贴钱贴管理。而在DRG/DIP（按病组/病种分值的医保支付方式）支付方式改革下，一旦用好药把治疗费用推高了，超出医保额度的部分还得医院自己扛 。
这就好比饭馆里，客人点了一盘高档海鲜，厨师长却要自掏腰包买配料，还得倒贴燃气费。请问，哪个饭馆有动力去推这道菜？
赵宏委员开出的“药方”很直接，他建议允许收取药事服务费，把那些冷链管理、输注观察的劳务成本覆盖掉，建立“服务与价格匹配”的正向激励机制。说白了，就是让医院在提供高质量药学服务时，能“有收入、有激励”。
不能让马儿跑，又让马儿不吃草。这个建议，戳中了医疗体制改革中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痛点——知识的价值、服务的价值，不能永远被淹没在“公益”二字的大水缸里。
第二只“虎”：支付的“跷跷板”
如果说医院是“最后一公里”的终点线，那么支付能力就是驱动患者冲向终点线的汽油。
目前来看，这箱油不仅贵，而且杂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我国创新药械支付总规模达1620亿元，其中患者自费占了将近一半，而商业健康险的支付占比仅可怜的8% 。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太保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周燕芳算的这笔账，让患者和企业家们如坐针毡。
这就是典型的“跷跷板效应”：一端是基本医保，虽然盘子大，但要“保基本”，在“灵魂砍价”的压力下，创新药企利润空间被压缩；另一端是商业保险，本该是高端支付的主力，却因为产品设计、数据壁垒、理赔繁琐等原因，始终支棱不起来。
全国人大代表、贝达药业董事长丁列明对此深有感触。他指出，中国自主创新药国内与国际定价差距过于悬殊，影响了企业的商业预期。
这就导致一个畸形的现象：国内吃不上肉，只能喝汤；为了生存，企业不得不低价把权益卖给海外巨头，让国际买家赚得盆满钵满。
怎么办？必须把商业保险这第三条腿“接上”。周燕芳代表建议构建商保创新药目录动态调整机制，建立一站式即时结算 ；赵宏委员则呼吁让医院设立商保服务中心，实现“直赔”和“快赔”。只有当商保真正成为支付的“第二支柱”，创新药才能摆脱对单一医保支付方的过度依赖，建立起一个能容纳高价值产品的市场化支付体系。
第三只“虎”：资本的“耐心度”
比“进院难”更让人揪心的，是“研发难”。
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校堃今年抛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概念——“卖青苗”。他在调研中发现，由于国内研发投入巨大、回报周期漫长，加之国内市场价格压力，很多极具潜力的原创项目在临床早期就被打包出海，以换取确定性的现金流。诚然，BD（对外授权）交易爆发式增长值得庆贺，2025年总金额超130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，但李校堃的担忧不无道理：如果最具突破潜力的项目在萌芽期就整体授权，我们让渡的不仅是未来利润，更是全球产业话语权。
这背后折射出的是资本“耐心”的缺失。生物医药研发“双十定律”（十年时间、十亿美金）人尽皆知，但国内大多数基金的存续期只有5到7年。时间错配，导致了动作变形。资本急于退出，企业急于变现，最终的结果就是“墙内开花墙外香”。
全国人大代表、恒瑞医药董事长孙飘扬也强调，尽管中国医药创新已实现从“跟跑”到“并跑”的跨越，但源头创新能力亟待加强，同质化竞争风险凸显 。如果大家都只愿意在“临门一脚”时买现成的，没有人愿意在“0到1”的荒野里开荒，那么中国的创新药就永远只能做“跟随者”，成不了“定义者”。
站在2026年的春天回望，中国创新药产业无疑正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，也是一个最复杂的时代。
政策层面，国家医保局发布了首版《商业健康保险药品目录》，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“健全医保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高质量发展机制”。监管层面，赵宏委员建议推动国家药监局加入世卫组织列名机构（WLA），拿下“国际通行证”，让中国好药更顺畅地走向世界 。
所有的信号都指向一个方向：中国创新药的叙事逻辑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——从追求数量的“仿制潮”，转向追求质量的“原创潮”；从依赖单一支付的“独木桥”，转向多元协同的“立交桥”。
正如李校堃院士所言，只有当企业拥有“可自主发展”的底气，对外授权才会成为从容的战略选择，而非迫于现实压力的生存之举 。
让医院有动力，让商保有作为，让资本有耐心，让患者有依靠。打通这“最后一公里”，不仅是疏通一条物流通道，更是重塑一个产业的价值观。
别让创新药“叫好不叫座”，这不仅是产业的呼声，更是时代的命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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