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8年，为了满足自己对女性生殖构造的好奇心，一鬼子军医让人把一女人使劲儿摁倒在门板上，一刀划进她的下腹部，露出里面的脏器……
1950年秋天，东京军医学校的地下陈列室被美军查封。工作人员从架子上搬下三百多个玻璃罐，其中一个贴着“第284号”的标签，里面泡着一对已经发白的人体卵巢。罐子被放进木箱，运往横滨港，再装船运回中国。
接收这批“特殊货物”的中方人员姓顾，三十出头，东北人。他打开箱子，一份日文清单滑了出来。清单上密密麻麻写着编号和器官名称，唯独没有姓名。顾先生拿出一支钢笔，在每个编号后面手写补上他知道的名字——他认识当地妇联和民政部门的老同志，他们还记得1938年春天失踪的那些女人。
“284号”后面，他写下了三个字：李秀珍。
李秀珍的儿子那年十四岁，在哈尔滨铁路局当学徒工。他不知道母亲的身体碎片刚刚从日本回来，也不知道那个编号。他只记得两件事：一是母亲走的那天夜里，村里狗叫了整整一宿；二是第二年清明，他在村口的井台边捡到一只女人的布鞋，鞋底绣着一朵歪歪扭扭的梅花——他认得那朵花，是母亲用红线绣的。
时间拨回1938年4月15日凌晨。哈尔滨平房区，七三一部队的细菌实验室里灯火通明。
李秀珍是被一辆军用卡车拉来的。她在后车厢里和其他五个女人挤在一起，双手被绳子连着，嘴里塞着破布。三小时前，她还在村东头的地窖口指挥乡亲们转移粮种——日本人来扫荡，粮食不能留。她刚把最后一袋高粱米递下去，后脑勺就挨了一枪托。
醒来时，她躺在一块门板上。木板上还有门栓的凹槽，可能是从哪家拆下来的。两个穿黄军装的士兵压着她的肩膀，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站在她两腿之间。那个男人就是新井田寿夫，三十二岁，东京帝大外科博士，七三一部队的军医。
新井田没有看她一眼。他在跟助手说话，用的德语，李秀珍听不懂。她只觉得肚子上一凉，紧接着是一阵从骨头缝里钻出来的剧痛。她拼命想喊，嗓子眼里只挤出“咕噜”一声——下巴被捏住了。
助手在旁边用德文报时间：“10时23分。切开腹膜。血压六十。”
新井田的手伸进了她的腹腔。
新井田不是变态。他每天早上六点起床，做早操，吃米饭配酱汤，给家里的妻子写信。他在信里写：“这里的工作很有意义，医学进步需要牺牲。不要挂念我。”
他的妻子在东京收到这些信，会高兴地拿给邻居看：“我丈夫在做重要的事情。”她不知道“重要的事情”具体是什么。她只知道丈夫很忙，很少休假。
七三一部队的军医们私下把实验对象叫“木头”。他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：不用日语记录手术过程，怕被当地雇佣的中国杂役听懂。所以新井田和他的助手用德语，用拉丁语，有时用英语。语言变成了一道墙，墙这边是文明人，墙那边是“木头”。
手术进行了大约一个半小时。新井田先后取出了胆管、部分胰脏、子宫和双侧卵巢。每取出一件，助手就接过放进福尔马林瓶里，贴上一个编号标签。李秀珍的腹腔被翻了个遍，像一只被拆解的钟表。
11时47分，助手说：“血压测不到了。”
新井田没停。他还差最后一件——他要看看活体状态下，卵巢动脉的结扎点在感染后会不会形成血栓。这个观察需要心脏还在跳。
心脏跳到了最后。
新井田脱下手套，在记录卡上盖了章。他看了一眼门板上的女人，她的眼睛半睁着，瞳孔已经散了。麻绳勒进手腕的地方，皮肉翻出来，露出白森森的筋。
“抬出去。”他说。
这种手术，新井田一周做三次。他后来在伯力审判的法庭上被问到一共做了多少次，他说记不清了。检察官拿出一本烧得只剩半截的实验日志，翻到一页，念给他听：“1938年4月15日，284号，女性，二十八岁，活体摘取生殖器官八件。术后死亡。”
“1938年4月18日，291号，女性，三十一岁……”
“够了。”新井田说。
法庭没够。检察官继续念了二十五页。
1945年8月，苏联红军攻入平房区。新井田接到撤退命令时，正在做最后一次实验。他把手术刀一扔，冲进档案室点火烧纸。火还没烧旺，红军就踹开了门。
那个装着三百多个标本的陈列室被完整地缴获。苏联军官指着那些瓶瓶罐罐，问翻译：“这些都是从活人身上取下来的？”
翻译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——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那些器官确实是从活人身上取的，但取下来之后，人就死了。
1956年，新井田寿夫在西伯利亚的劳改营里死于肺结核。没有人给他立碑。他的儿子后来从外务省查到父亲的下落，但拒绝去俄罗斯认领骨灰。那个儿子已经是京都大学的医学教授了。
李秀珍的儿子一直活到了八十年代。他退休后每天去松花江边钓鱼，钓上来的鱼从来不卖，全放了。邻居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：“我娘爱吃鱼。我放一条，她在底下就能吃一条。”
1997年，一位日本女作家在查阅七三一部队史料时，翻到了那张清单。她把“284号”拍了下来，写进书里。书的最后一页引用了一位中国老妇人的话：“人死了就是死了，还回来什么？骨头都不剩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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